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内容，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
比如典型的“文白之争”，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
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乎上流社会的专利品。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绝大部分人五经这些古文。
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这就是一道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以陈仲甫、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才会那么坚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以白话代替文言，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
“文白之争”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着《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物流、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感慨道：“琴南先生当年可是先进的维新派，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而且提倡兴办女学。”
鲁迅说：“琴南先生人品文化方面没话说，不过清亡之后，成了一名坚定的遗老。”
“他好像没有受过多少前清的恩惠吧？”李谕说。
“没多少，但林老先生在清亡后自称‘清处士’，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光绪帝崇陵伏地磕头，大声啼哭，连守陵人都看不下去，”鲁迅说，“或许他把自己比作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
“明末与清末区别大了去。”李谕说。
鲁迅说：“紫禁城里宣统小皇帝知道后，大为褒奖，赐了两次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到这八个字，林老先生更是泪如雨下，感激涕零，写了一首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他的改变如此大，或许当年就是想振兴清廷。”李谕叹道。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鲁迅继续说，“为了反对文学革命，琴南先生前后写了好几篇文章，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所谓的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是大逆不道。甚至想要让蔡校长带头反对文学革命，但蔡校长怎么会被随意说动。”
“琴南先生不过是个缩影，抱着如他这般思想的遗老遗少数不胜数。”李谕说。
鲁迅吸了口烟，突然说：“真不如来场俄国那样的革命，一劳永逸。”
“俄国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李谕说。
就算再过一百多年，到了李谕穿越前，有皇俄思想的俄罗斯人仍不在少数，还有相当的政治团体支持。
鲁迅说：“现在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各种社会弊病，把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全部打倒。”
“国粹？”李谕对这个词的理解貌似有点不一样。
“所谓的国粹，”鲁迅哼了一声，“就如同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是野蛮文化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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