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机会，这也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入，有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在两家酒吧演出，先在第一个酒吧唱六七首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酒吧，唱的还是那六七首歌。唱一场乐队会得到100元左右的报酬，这些钱除了满足于乐队开销外，余额被平分到每人手中，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很好。
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排练次数也愈发频繁，但四个人却不能全部准时地出现在排练室，总会有某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延误排练，而另外三个人却坐在排练室徒劳地等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络和与外界的交往，我们每人配备了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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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西餐厅的老板从我们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里打听到我们的手机号，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他的餐厅试一试，于是我们便带着乐器前往。
我们把那些经常在摇滚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来，捂着耳朵说：“哥儿几个别演了，太闹，我们这里是西餐厅，乐队应该在客人进餐的时候演奏一些柔和的音乐，烘托出浪漫的气氛，有烛光、有牛排、有红酒、有柔美的音乐，像你们这么吵，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吃饭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
杨阳弹着吉他唱了一首“Rightherewaiting”，老板听后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要柔一点儿的音乐，回头给你穿上西服，带上晚礼帽，打上领结，客人在下面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么样？”
杨阳说：“你给多少钱呀？”
老板说：“一个小时50块钱怎么样？”
杨阳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唱！”
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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