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难以跨越的鸿沟。仅举我们湖南乡贤徐树铭为例。

　　“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任工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正式调任工部右侍郎；十九年（1893），升任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1895），转为左侍郎；二十二年（1896），以兵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二十三年（1897），调任吏部右侍郎，旋即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年之间，历任工、兵、刑、吏四部侍郎，最终只不过是从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升了一级，成为左都御史，连尚书的边儿都没摸着！

　　“大人此次荣升，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到京城之后，希望能低调做人，认真结交诸位上官和同僚，争取早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孙元起见杨度又有端杯敬酒的趋势，连忙反客为主，先端起酒杯：“敝人自到湖北之后，庶务多有赖于诸君。今天能有些许业绩，并蒙擢升，感激良多。谨以杯中酒水，向各位致以诚挚谢意！”

　　喝完之后，孙元起拿起酒壶给诸人斟满，顺便问道：“皙子，朝廷发来的谕旨里，提到新任提学使是谁了么？”

　　“没有。”

　　“那就好。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处理湖北的剩余事务。”孙元起放下酒壶，“大家再辛苦一段时间，等事情结束，我们到北京之后好好乐呵乐呵。”

　　“去北京啊……”诸位幕僚顿时神色各异。

　　幕僚好比后世官场的秘书，领导每换一个职务，幕僚就跟着换一批，只有少部分忠心耿耿、志趣相投的死党才会跟着领导到处东奔西跑，乃至服务一辈子。这五个人虽然未必都是做幕僚的料子，比如林纾天天都在忙他自己的译稿、陈乾生则动辄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然而毕竟相处两三年，关系非常融洽，孙元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去北京的：“大家不用担心‘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到了京城，诸位薪金会比在湖北时多出五成。而且我在后海有套宅子，住上几十口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诸位幕僚相互望了望，没有说话。

　　“当然，如果不想去北京也请尽早说，我争取给大家在湖北谋个体面的差事。”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何况各位幕僚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俊杰呢？孙元起知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也不强求，“大家如果没想好，也不用着急回答，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杨度停下手中的扇子，瞪着孙元起：“百熙，当年一道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你曾允诺‘苟富贵，勿相忘’，如今还算数不？”

　　“自然算数，只要皙子不嫌弃！”

　　杨度搁下扇子，双手端起酒杯：“既然如此，以后就叨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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